然而，在疫情下的 DBT 治療師，努力在危機中找出調適的做法。下面是紐約的一個歷史悠久且規模最大的 DBT 治療中心資深治療師 Madelaine Ellberger 在「Shared Trauma, Shared Resilience During a Pandemic」這本書中的第24章寫下在新冠肺炎肆虐下 DBT 治療的改變，此篇短文將 DBT 四種治療模式的改變摘要如下。
個別治療：
在疫情爆發後最大的專業調整就是所有治療皆要通過視訊會議，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獲得最接近面對面治療的感覺。在線上的個別治療，不論治療師或個案的治療干擾行為的識別及調整十分重要。除了非疫情時期可能的治療干擾行為，在視訊治療的過程中尤其會出現發簡訊或使用電話、瀏覽網路/社交媒體以及在視訊中難以保持注意力45分鐘等困難。
而DBT治療個案多為邊緣型人格障礙診斷，常因害怕被遺棄和空虛感而掙扎。在視訊個別治療中，更容易導致個案被遺棄的恐懼或空虛感被激活，此時，認可個案的害怕被遺棄和空虛感，並發展有效的行為，幫助個案能夠有效地表達她的悲傷、由於感知到遺棄而感到羞恥，以及對失去關係的焦慮等等，都是重要的。
網路也衍伸了其他治療干擾問題，例如：治療師更不容易處理治療中的沉默，或者被治療者注意到治療師眼神滑動，顯示在看其他電腦頁面，或者聽到治療者手機簡訊的聲音，這些是治療師的治療干擾行為，可能會引發個案的憤怒，認為治療師並不專注。這些都需要在與個案的會談中討論，為個案提供一種網路人際關係修正性的體驗。
技巧訓練團體：
技巧訓練團體在 DBT 治療的整體結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技巧的傳遞，技巧訓練團體本質上為 DBT 個案提供認可，因為它將一群都在努力解決不同但相似問題的人集合在一起，目的是學習如何在他們經常感到異於他人的世界中管理自己強烈的情緒。許多 DBT 個案在人際關係和孤獨中掙扎，但該團體提供了以有效方式去體驗歸屬感的機會。
然而，線上技巧訓練團體中，每個成員都將自己靜音並關閉他們的視頻，以便他們可以花一些時間離開螢幕，以解決因參加90分鐘的視頻會議而產生的極度疲勞，以致經驗歸屬感的功能就被稀釋了。個人治療期間發生的類似治療干擾行為也發生在團體期間。
通過視訊，在團體中有效管理干擾治療的行為，並以有效和非羞辱的方式解決這些問題，就變得更加困難。此外，還有更多網路訊號技術等問題是團體帶領者無法掌控的。團體帶領者盡最大的努力尋找創新的方式來吸引團體成員，但仍不能避免的有成員離開，團體帶領者嘗試了很多不同的行為管理策略，比如不敬、整體成員後效管理、多次強調線上團體規則，但似乎都沒有辦法維持改變。使得團體帶領者越發沮喪，即便諮詢團隊會議努力認可團體帶領者的挫敗感，這個情況直到新成員的加入後才改變，往某種積極和更有效的方向轉變。
線上技巧訓練團體也可以如同面對面團體中呈現治療的自然流程，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增加新成員，而資深成員分享經驗來展示對技巧的掌握並塑造參與治療的積極成果。(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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