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輔導：
作者提到他的電話指導一直有相當廣泛的限制，然在疫情期間，作者擴大這些界線，不僅開放更多時間區段給自己的個案，也向在醫院熱區工作的不同醫生提供了這些新的時段，以便與有需要討論介入處遇的同事分享。
然作者也提到，「小小的臨時家庭辦公室看病人12小時，到過渡到沙發上只是為了處理電話輔導或尋求幫助的簡訊，常感到無處可逃」的壓迫感。也提到過去若有風險個案會立即建議住院或醫療處遇。然在疫情期間，風險評估過程，除了目前個案的自殺自傷風險，可能到醫院後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或醫療過載無法接受個案得到處遇的風險也需要納入評估。個案身邊的人也可能成為協助人員。
作者以一位從未看到電話輔導或使用技巧來調節情緒的價值的個案為例，疫情期間與個案的重要他人(配偶)合作，協助個案避開自傷工具及增加保護措施，並於風險升高時「即時」提供如何管理個案的威脅並幫助維護個案安全的指導。
諮詢團隊會議：
諮詢會議是每個 DBT 臨床實踐的核心和靈魂。DBT 臨床工作者並非孤軍奮戰。諮詢團隊會議的存在不僅是為了保持對個案照顧的最高標準，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存在也是為了減少因全心全意治療一群被精神醫學界評為「最難治療的病人」的個案而不可避免的倦怠感。
然而，通過視訊的團隊會議大大稀釋了減輕燒盡般倦怠感的能力，卻增加花費數小時的 Zoom 視訊會議的負擔。疫情期間，每個人都承受著不確定性的擔憂，每個人都身心疲憊。再加上因為疫情一部分已經結案的個案又要求重新接受治療，所以作者所處的 DBT 治療中心，異常忙碌。
辯證地看，這是幸運的，繼續幫助個案，保有工作及薪水。然這些專業及個人的狀況有時的確讓人難以喘氣。在線上諮詢團隊會議時，與個別治療及技巧訓練團體相同的干擾行為如：看手機、瀏覽網路、關靜音或關鏡頭等都會發生。這是團隊成員以 DBT 模式進行相互認可、解決所能解決的問題以及集體接受共同必須面對的當前現實，採取作為臨床工作者和人類所需的行動，讓這些經驗從共同的創傷/壓力轉變為共同復原力。
結論
DBT 要求治療者和個案都願意在接受和改變之間找到統合。作為 DBT 臨床工作者，適應在疫情下 DBT 治療的改變以保持對模式的維持並適應疫情環境中的障礙，也為治療師提供了許多練習使用技巧的機會。Marsha Linehan 最著名的辯證假設之一指出，「每個人在任何特定時刻都盡其所能，同時可以更加努力並做得更好」。因此，隨著世界繼續因新冠肺炎的變化而變化，我們必須繼續暫停、反思、解決問題和適應。
摘譯者後語：
台灣從2021.5進入三級警戒，本文完成時間為2021.6.11，剛剛確認三級警戒需要延長到6/28，希望到文章刊登時，我們的生活已經大部分可以回復到我們熟悉的常態中，但即便恢復，這樣的防疫戰隨時可能開打仍需要謹慎地面對。台灣限於法規等限制，目前 DBT 團隊在疫情下僅保留個案管理與用短片的方式幫助個案複習技巧，諮詢團隊則是在AB班分流的情況下，以視訊方式進行，主要討論因應疫情變化、個案情況交班以及其他因應措施，本文在這個時間被提出來，讓我們也多一些事先因應(coping ahead)的參考。也建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花時間閱讀原著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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