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幾乎隨時都在擔心孩子是不是又傷害自己了，也不知道到底怎麼做才可能讓狀況改善，自己甚至有時候在想，如果我死了，是不是就不用看孩子這樣受折磨……」這是不只一位父母親的心聲，這些家庭中孩子有重複自殺自傷的問題，親人也感到痛苦。
歐美已經普遍地使用辯證行為治療治療重複自傷自殺個案的治療，而馬偕紀念醫院是台灣第1個從美國西雅圖取經並推動的團隊；DBT 發展於非常個人主義文化的美國，並不強調家屬工作，然而台灣為集體主義文化，個體和家庭以及環境之間的互動及影響更強烈，如何可以幫助這些關係的互動往減低自殺行為的方向邁進，而不是成為一個糾結的網，讓一個人的負面情緒牽絆另一個人走進低谷呢？
筆者在2010年至西雅圖受訓半年時，很幸運地觀察了當地的家屬技巧訓練團體。又聽到在強調家庭的義大利，DBT 工作幾乎無法不加入家庭的元素，查閱相關的文獻，發現基於 DBT 的生理社會模式 (bio-social model)，認為個人的情緒與環境是互相構成影響的，有學者針對重複自殺個案親友以團體的方式教導 DBT 技巧，結果發現對個案親友的情緒有幫助，親友對於關係衝突性的解讀也比較少。DBT 技巧訓練團體似乎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2014年我們開始辦理自費的 DBT 親友團體，協助個案親友應用技巧，例如：把焦點從個案的身上，轉回到自我覺察：在個案情緒或行為失控時，我們個人的情緒是什麼？我如何解讀我的情緒或者對方的行為？這些解讀是事實還是我的想法？這個情緒驅使而發生的行動是什麼？這個行動後來帶出的結果是什麼？
雖然這個團體還沒有相關的研究來標示效果，但不少參與的成員表示自己比較不會隨著個案的情緒而起伏，比較少焦慮和憂鬱，照顧個案的負荷感受降低，生活滿意度提高，有位母親表示，自從孩子生病以來，自己好久沒有像這陣子可以輕鬆地坐在河堤旁邊吹著風享受陽光……；也有成員發現原來自己的行為改變，也會影響個案的行為，例如，另一位母親發現當自己減少對孩子頻繁地耳提面命時，孩子的自傷行為也減少了。
（原文發表於：2015年04月 馬偕院訊33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