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即便DBT在BPD個案身上有著顯著實證的療效，臨床心理工作者仍會面臨治療的困境。Rizvi學者在2011發表的文章中認為，在描述DBT治療失敗和僵局時，必須提及與BPD治療相關的幾個因素。首先，BPD的診斷與自殺密切相關；研究表明，高達8%的BPD確診個案最終自殺身亡。高達75%的BPD個體會進行非自殺性自傷，這是自殺身亡的一個重要風險因素，即使沒有致死的意圖。其次，BPD個案是高治療使用者。研究發現，與重度憂鬱症或其他人格障礙個案相比，BPD個案接受個別治療、團體治療、日間治療或精神科住院治療明顯更多。有鑑於個案持續存在問題行為的情況下，即便BPD個案高度使用醫療資源，然而大部分的臨床服務對BPD個案來說可能是無效的。第三，高治療退出率在BPD個案中並不少見，通常發生在治療的前3至6個月內。這個比率在DBT研究中有所降低，研究顯示DBT多項研究的退出率約為15%至30%。最後，BPD與許多其他治療干擾行為(treatment interfering behavior, TIB)有關，例如提前離開會談或在會談結束時不離開、會談時極端情緒失調、會談中解離、排定的會談沒有出現或出現的非常晚，不支付治療費用，不做家庭作業和其他分配的任務。總而言之，這些因素再再顯示治療BPD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可能並不總是有正向的成效，並且需要重點支持治療師。DBT在心理健康社區中廣泛流行的原因之一是它強調強制性的每週諮詢團隊會議，明確關注治療師的照顧及需要2。
如何定義DBT失敗?
根據Rizvi學者的看法，BPD的治療成功與否的實際標準非常模糊，可以考慮的因素有下面幾點。第一，很少有專門針對BPD設計的結果指標。針對BPD個體的治療研究缺乏一套標準化的、廣泛認可的措施，這使得定義成功變得更加困難。第二，大多數臨床醫生會同意，沒有自殺或自我傷害行為是一個理想的結果，但一個人應該戒菸多長時間才能被認為是成功的？這與對於任何希望在BPD治療的背景下減少的問題行為都是相似的（例如，吸毒、過早的“戒菸行為、危險的性行為、關係衝突）。第三，如果衡量”衝動”而非”行為”時，BPD治療成功的想法就更加模糊了。例如BPD患者已經停止割傷自己，但在面對壓力情況時仍然有極強的割傷衝動，這是否比那些很少有割傷衝動但有割傷的人更成功或更不成功？最後，衡量DBT成功或失敗的另一個複雜性是假設DBT模型中BPD的核心特徵是情緒失調。情緒失調的定義很廣，也不容易衡量。
DBT如何看待失敗?
雖然上述這些限制會模糊我們認定DBT的成敗，然而在每天的治療室中BPD個案出現再自傷/自殺行為非常真實且並不少見。Linehan教授3對DBT看待治療失敗有一獨特立場。DBT對治療的假設中，認為DBT治療可能失敗，DBT本身也可能失敗，然而DBT治療中的個案不會失敗。若個案在 DBT 期間退出治療、未能取得進展或實際上變得更糟時，DBT治療、治療師或兩者都失敗了。 如果按照方案進行了治療，但患者仍未改善，則失敗可歸因於治療本身。 這與許多其他學派的治療師的假設形成對比，即當患者退出或未能改善時，可歸因於他們的動機不足。即使這個假設是正確的，DBT治療的工作是要增強個案進步的動力。然而Linehan教授也在DBT治療團隊的協議中提到”可以失敗的協議”(Fallibility Agreement:)，這意謂著治療師事先同意我們每個人都容易犯錯誤。治療師同意，我們可能做了被指責的任何有問題的事情，或是做了其中的一部分，我們可以放下想證明我們的品德或能力的防衛立場。因為我們容易犯錯，所以我們同意將不可避免地違反所有這些協議，當失敗發生時，我們透過彼此指出這些極端，並往”合”的方向前進。也就是說儘管治療師盡了最大努力，所有治療師還是會多次犯錯導致失敗。然而當失敗發生時，問題解決與接納必須練習以智慧心來認可並盡可能達成兩者的平衡。
參考文獻:
- Simmons, D. (1992). Gender issues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Why do females dominate the diagnosis? Archives of Psychiatric Nursing, 6, 219–223.
- Rizvi, S. L. (2011). Treatment failure in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Practice, 18(3), 403-412.
- Linehan, M. M. (1993). Cognitive-behavioral treatment of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